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喻为“精神命脉”，视之为“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推进东北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过程中实现文化振兴，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解决好黑龙江人勇担新的文化使命中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增强黑龙江人的文化自信，坚守好黑龙江的“根”与“魂”。

　　文化是民族底蕴的彰显，信心是实现梦想的先声。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这为我们挖掘保护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历经时间、空间、王朝、社会性质等变化，但文明形态始终没有断裂、文明底蕴历久弥丰。当人类文明的始祖开拓性地迈入石器时代，黑龙江也几乎同步经历了从蛮荒走向启蒙、从自然步入文明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北方各民族相继接受或汲取中原文明，并将其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孕育出敬畏自然、不惧险阻、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独特北方民族文化。千百年来，黑龙江人民在苍茫大地、浩瀚原野、江河两岸筚路蓝缕，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载入中华史册的辉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璀璨文明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点燃华夏文明的“初兴之火”：远古先民在黑龙江流域繁衍生息，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黑龙江流域的先民们在这漫长的时间轴线上，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画卷。考古发现和典籍记载证明，早在距今数万年以前，远古人类就在黑龙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点燃了一簇华夏文明的初兴之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黑龙江地区山河壮美，土地肥沃，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这里无疑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片适合生存、繁衍的神奇土地。自远古以来，这里就留下了黑龙江流域先民的活动遗迹。黑龙江先民在大小兴安岭以及嫩江等河川流域群居渔猎，游动采集，顽强地生息繁衍。

黑龙江远古时期人类

哈尔滨南郊阎家岗遗址

　　据《黑龙江通史》《黑龙江省志》记载，在黑龙江流域内共有百余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17万年前，哈尔滨市阿城区交界镇已有古人类活动。距今大约5万年至2.5万年间，现代人的祖先——智人出现在黑龙江流域。据出土的人工打制石片和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分析，他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距今大约2.5万年至1.2万年间，黑龙江流域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更为广泛，重点有嫩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大小兴安岭地区。此期古人类能以优质石料制作十分精细规整的端刮器、修边雕刻器、双面尖状器等细石叶工具。从相关遗迹判断，这些古人类过着流动性相对较大的狩猎和采集生活。

　　研究考证表明，黑龙江流域渔猎、采集、农耕、畜牧等文明形态渐次发展，东胡、濊貊和肃慎三大族系逐步形成。黑龙江流域各民族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往来，在不断的文化撞击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促进了本地区各族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明，使黑龙江流域文明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黑龙江地域的肃慎等族群就与中原王朝及诸侯国开始交往。秦汉王朝建立后，逐步将黑龙江流域诸族群纳入王朝边疆的朝贡体系，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的交流融合，促进了黑龙江各民族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的坚实基础，更是中华古国几千年文明史一以贯之、免于分裂的前提保障。黑龙江流域的人类文明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员。

　　跨越古代文明的“时代门槛”：黑龙江流域文明逐渐走向成熟，极大地影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程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阶段之一。人类开始使用陶器和精美的石器工具，并逐渐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人类进入文明期的许多重要标志都源于此，因此学术界一般将这一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开端。随着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黑龙江流域的古人类活动逐渐频繁起来。黑龙江古代文明开始起步，渔猎、采集已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农耕、畜牧各业逐步发展，混合型经济文化初现。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牡丹江—绥芬河区域和三江平原地区。松嫩平原的文化遗址以昂昂溪文化为代表；牡丹江—绥芬河区域以亚布力文化和莺歌岭文化为代表；三江平原以新开流文化和小南山文化为代表。这一时期出土的人类石质工具精细规整，均有十分典型的细石叶技术的使用。而细石叶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适应能力，推动人类向高纬度地区大规模扩散。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业和种植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成为混合型经济文化。黑龙江的早期渔猎文化出现在东部的三江平原地区和西部的嫩江流域，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为兴凯湖畔的新开流遗址和嫩江畔的昂昂溪遗址。新开流文化呈现了距今约6000年前后的古人类渔猎文明，出土的陶器纹饰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研究表明，具有渔猎经济形态的新开流古人类为肃慎族群的先世。西部嫩江流域的昂昂溪文化遗址的发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其中，洪河遗址为昂昂溪文化的中心聚落，属于昂昂溪文化典型遗址，揭示了在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渔猎文明存在定居模式。此发现将嫩江流域进入文明社会时间提前了千余年，缩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嫩江流域社会发展进程与同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时间差。

白金宝遗址

　　夏商周时期，是黑龙江地区人类活动进一步频繁、交融和扩散的时期，其经济生活和文化面貌既有多样性，也有区域的不平衡性。在松嫩平原夏商周时期的生产方式中，捕鱼、狩猎、畜牧和农业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狩猎、畜牧业占有重要位置。地处松嫩平原西南端大庆市肇源县的白金宝遗存区域为这一时期文明进程的“领跑者”。白金宝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渔具以及蚌刀蚌镰，说明此时经济形态存在从渔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过渡的特点。白金宝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堪称黑龙江流域最早的陶瓷艺术博物馆，充分显示了黑龙江流域古代拓荒者的智慧，繁缛的陶器纹饰凝聚了先民非凡的创造力。颇具神秘色彩的白金宝文化，表明当时的社会复杂程度和发展水平都很高，是黑龙江地区古人类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证明此时黑龙江已经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是目前黑龙江流域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明社会。

　　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黑龙江流域产生了众多的聚落城邦与王国，夫余、鲜卑、勿吉、靺鞨以及后来的女真、满洲等族群先后崛起，在开疆拓土的征战中逐渐壮大。黑龙江流域内三大族系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有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五次入主中原，两次统一中国，其中包括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以及满族建立的清。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五大王朝政权,都兴起于黑龙江流域为核心的广大地区。这些王朝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阿城出土的金代铜坐龙

　　迄今为止，黑龙江流域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在牡丹江流域的上游宁安盆地及阿什河中、下游地区的河谷平原，存有两座光彩夺目的古代都市文明的遗迹，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和金上京会宁府。这两座古代都市文明的遗迹，犹如两座历史的丰碑，记录了黑龙江流域文化的繁荣景象，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标志。公元7至10世纪，黑龙江流域的靺鞨人以牡丹江上游流域为中心，建立了臣属于唐王朝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由于渤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创造的辉煌，故在唐朝的史书中将其赞誉为“海东盛国”。作为渤海都城的上京龙泉府，是渤海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黑龙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继渤海国之后，公元11至12世纪，勿吉族的后裔女真人，再度兴起于黑龙江流域的阿什河畔。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转折。女真人于1115年立国，在短短十余年里，一举灭亡了辽、北宋两大王朝。金上京会宁府是当时东北亚区域规模较大的都市。金代黑龙江流域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城镇网络的形成。由于黑龙江流域商品经济的活跃、交通驿站的发达、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农耕土地的大面积开垦利用，其原始经济如狩猎业、游牧业、捕捞业、采集业、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相互孤立和缓慢发展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大面积农耕土地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使上述原始经济形态，在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为辅的带动下融为一体，成为互补互利的经济基础，从而加速了黑龙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进一步推动了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蒙古、满、达斡尔、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也都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形成了黑龙江历史文化的特色和亮点。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中国版图的确立，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开启中华玉文化的“发源之地”：以玉为贵、以玉为美习俗由此发端，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增添浓重的一笔

　　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玉为贵，将玉比德”。中华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精髓，贯穿于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并绵延至今。那么，以玉为贵、以玉为美的习俗，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哪里发端呢？2023年9月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题为《从文物实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文章。此文在讲到中华玉文化起源时有一个明确而权威的表述：“距今约90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玉器，包括玉玦、玉环等，以玉为贵、以玉为美的习俗由此发端。”中国考古界最高奖——“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2020年5月揭晓，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榜上有名，成功入选。这是黑龙江省近20年以来取得的最大、最重要的一次考古成果。小南山遗址是目前乌苏里江流域发现的最重要的多时期古代遗址，考古发现的小南山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可谓争相斗艳，诸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一脉相承，稳步发展，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考古专家认为，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理解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的强势崛起找到了历史逻辑，证明白山黑水的古代渔猎先民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进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小南山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多的一批玉器，颠覆了学术界以往对新石器时代多个方面尤其玉器方面的认识，确立了东方比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早熟了二三千年之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为此解读说，“发现旧石器晚期至汉代五个时期的遗存，填补了地区年代文化序列上的空白。其中第一期发现了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距今约14000年，与俄罗斯和日本的早期陶器的发现相联系。第二期发现数十座新石器早期竖穴土坑墓，发现近200件玉器，是距今最早的玉器，将玉器的发现推到距今9000年左右。”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小玉坠”

　　中华玉文化伴随着华夏民族成长，与华夏民族共同兴盛，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用“玉”破天惊形容黑龙江饶河小南山玉器的出土并不为过。作为乌苏里江流域文明最典型代表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黑龙江的古代文明史。其所演绎形成的小南山文化，也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颠覆了人们以往对黑龙江“亘古荒原、渺无人烟”的认知，证明乌苏里江流域早在1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播撒文明的火种；同时也颠覆了以往学界对乌苏里江流域玉文化是受辽河流域玉文化、长江下游玉文化影响的推断，考古发现支持的是9000多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乃至东北亚的玉文化。小南山文化玉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发源之早，充分说明了9000多年前这里手工行业、物质生产水平、社会形态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这里闪耀出“中华玉文化灿烂之光”。小南山文化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积淀着乌苏里江流域先民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黑龙江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新时代勇担新的文化使命的底气所在。作为黑龙江人，有理由、有责任在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中，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日用而不觉的文化浸润中涵养精神气质。

　　作者：何伟志(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