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心忧百姓、操劳国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精力超人、才能出众的实干家、组织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其实，周恩来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写过大量的文章、文件、书信、电报，作过很多重要的报告、讲话，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周恩来的文章和讲话，要言不烦，观点鲜明、质朴有力，为我们学习“短、实、新”的优良文风树立了典范。

　　直截了当言简意赅

　　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从不拖泥带水，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绕弯子。所以，他留下了许多简短、精炼的好文章。

　　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在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接连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势力存在这个客观事实：“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共产党人自然需要“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这篇文章作为《周恩来选集》的开卷篇，全文只有2000多字，但深刻阐述了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共产党决不能失掉自己独立性质的道理，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也抵制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仅用700多字，就清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如果革命力量继续动摇妥协，整个革命必然根本失败，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挽救革命。10年后的1937年11月13日，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又从山西临汾给中央发电报，同样是只用了700多字，分析了日寇侵占太原后，蒋介石国民党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必须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他在文中强调，当时的抗日战争必须着重于游击战，要扩大红军，争取和影响友军，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等。电报发出后，周恩来11月16日在临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进一步从战局、国际、军事、民众动员4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发生了“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特殊化思想的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等危机，并深刻分析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提出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军队的改造”“开放政权”“开放民运”“肃清汉奸”。这篇3000多字的著名演讲，切中时弊、环环相扣，对动员华北人民坚持敌后抗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5年8月，在日本刚宣布投降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全文不足500字，但紧密联系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局势，提出了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避免内战、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14项要求，言简意赅、重点突出。这些内容体现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对号召和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感而发实事求是

　　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总是着眼于实践，从来不是为讲而讲、为写而写，所以他的长篇文章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空话套话。

　　比如，周恩来长期从事和领导统战工作，对党的统战工作有过很多论述。1945年4月30日，他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从五个阶段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敌人、队伍、司令官3个方面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这篇发言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文章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回答了人们关切的问题，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重大影响。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亦是如此。他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要把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联系的各方面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

　　又比如，周恩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撰写了很多重要文章。写于1928年11月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深刻论述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分析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种种表现，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同志应坚决地起来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写于1943年4月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强调正确的领导必须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使当时当地的特点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以确定一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规定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并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是否正确；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领导才是正确的。写于1963年5月的《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并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强调“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周恩来的这些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思想深刻富有新意

　　着眼于实践，不仅有利于防止理论脱离实际，不讲不着边际的话，也有利于在探索规律、认识真理上有新发现，讲出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话。周恩来的很多讲话、文章，都在解决新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主张。

　　人们经常提到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3篇讲话，就是因为讲了新话、有所创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重要文献。一是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根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从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以及在学习和实践中分清敌我友，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做到为人民服务，给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二是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是1962年3月在广州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针对1957年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左”的倾向，对我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指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强调要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知识分子要给以信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知识分子积极发挥才能。

　　同知识分子政策一样，周恩来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12月，他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创造性地分析了新中国几种主要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明确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观点。这篇讲话是周恩来在深入研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进行全盘性思考的理论总结，对指导新中国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几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论述，贯穿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心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54年9月，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1964年12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个宏伟目标，报告中的这段话就是《周恩来选集》的终卷篇《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可以告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